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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剧院里吹起演讲风

2019/8/14 6:40:57

当剧院里吹起演讲风


曾几何时,“知识型演讲”成了当下中国城市文化建设中一块蓬勃发展的领域。从《百家讲坛》到《开讲了》,央视每推出一档该类型的节目都会大受欢迎;各大城市经过多年的培育,大都已形成了一些“品牌讲坛”,比如上海的“东方讲坛”“上图讲座”。

如今,这股风刮到了剧院里。聚光灯下,更年轻、文化背景更多元的讲者一一登场,开启自己的讲述。画风和大洋彼岸的“TED”“哈佛大学网络公开课”很像,却又呈现出某种更容易被中国受众接受的气质。

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梁永安是沪上多个讲坛的常客,机缘巧合,去年他也拥有了第一次做“剧院式演讲”的经历。上海戏剧学院青年教师、戏曲编剧张静,热爱探索舞台艺术的各种可能,更是一位知识型演讲“深度爱好者”。本期话题就请他们一起来聊一聊。


最大的吸引力:
集纳有趣的人和观点

 

上观:张静老师,听说你有一位朋友是某个“剧院式演讲”平台的主创团队成员,曾邀请你去现场观看节目录制。能讲讲你当时的感受吗?

张静:我朋友那一次的邀请其实是比较随意的,并没有刻意说要我去观察什么、评点什么。所以,我就是普通观众中的一员,坐在台下安安静静地听完全场。但在“演出”开始前,我内心对它并没有太高的期待。

第一,我感觉现在剧场里面除了正式的舞台制作,真正有内容的活动并不是太多。第二,我自己以前就很喜欢看国外的一些剧院式演讲,比如TED,还有一些著名高校制作的网络公开课。现在国内很多知名大学也专设了类似的平台传播新知。去看之前,我朋友说他们也做了一个类似TED的东西,我当然好奇了,但也会担心内容会不会有点枯燥。

知识类演讲本就不是中国人的专长。包括在我们的课堂里、在我们教师的授课过程中,大部分时间更讲究的是内容,对授课本身的那种生动性从来不作特别要求。但如果把这件事放到剧院里去做,就很不一样了。无论哪一种创作、表演,只要放到剧场里、舞台上,呈现方式是否生动非常重要。另外,我还担心,所谓剧院里的演讲,不过是借一个壳,找一些话题来老生常谈一下。毕竟,现在网络平台上各种关于人文话题的文章、视听资源太多了。能否在这个剧场里听到、看到真正有新意的见解和观点,我个人先打了一个非常大的问号。

上观:现场观看下来,问号落地了吗?

张静:看完了我还挺激动的。那天的主题是“男女是否有别”,一共五位演讲人。记得第一位演讲人就特别“抓人”。她不是我想象当中那种文科背景的学者,而是一位神经科学家,而且很年轻。她通过自己所在的团队刚发布的一些研究成果,向观众说明“大脑有性别吗”,以此作为她对当天主题的回应。

这样的内容虽然有点“硬”———内容严肃、逻辑严密、充满各种数据,但因为是平时的我不大可能接触到的,就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。后面四位讲者既有男性,也有女性;有文科背景的,也有理科背景的。这让我感到同一个话题下多元视角的丰富性,非常有意思。

在网络时代,这样的剧院式内容制作绝对不会比做视频来得容易。从制作成本、制作周期、传播覆盖面来说,它也不及那些在演播室做完、经精编后放到网上的视频。但我觉得,这样一种多元视角下的各自陈述,合起来就是一场富有纵深力度的讨论,丝毫不用去纠结到底是谁说服了谁、谁说得更有道理。而且,这一切又是在同一个舞台上完成。这种促进不同领域的人交流的想法是很有建设性的。

需要补充的是,现在这种创作样式能受到年轻人群的欢迎,同他们尊重受众接受信息的习惯不无关系。相比于传统的讲座,剧院式演讲通常更为简短。像我刚才提到的那一场,每位演讲人的演讲时间基本控制在15分钟左右。

总体来说,这一类演讲制作最大的吸引力恐怕在于集纳有趣的人和观点,在制作技术、舞美效果上的需求相对比较简单。


与传统演讲的最大区别:
倡导一种可以对话的平视

 

上观:梁老师去年进行了属于自己的第一次“剧院式演讲”。能给我们讲讲你在那次演讲前后的体会吗?

梁永安:我的那次演讲是去年5月份到深圳去做的,题目叫《在单身的黄金年代,我们如何面对爱情》,剪辑出来的视频大概是31分钟。
这个策划团队的编辑跟各高校联系较多,通过我的学生联系到了我。他们原来的定位,基本上是请讲者围绕自己的工作、专业、经历,以一种讲故事的方式来展开演讲,但到了我这里有了一点新的变化。

我一开始准备的并不是“爱情”这个题目,想按照我往常讲授世界文学或者现代小说的方式,讲一讲“文学人的价值”;围绕着我们这代人开始接触文学的机缘、从小的成长环境、后来的人生中发生的一些转折,讲一讲在历史的、生活的选择里,文学可以给个人带来哪些价值。比如,它可以让你在某个人生的十字路口做出一个比较有价值、有人文关怀导引的选择。但后来和他们的编辑聊下来,感觉这样会和大学里的文学课更像,却未必适合他们的定位,得换一个思路。

后来讨论下来说,我可以不从自己的经历、职业、专业角度讲,而是切入当下国人的生活状态,特别是精神状态,落到关于人的选择、自由、对生活的自觉性的讨论。我想,那就从爱情这个角度来切入吧。

因为在爱情里,现代人的那种徘徊和焦虑都比较集中。它作为一种当下社会的精神现象,又表现出很多与以往时代的不同,更适合用口语去讲。这个讲坛的受众主要是年轻人,正好也面临与此有关的问题。这么一想,题目就定了下来。

上观:除了演讲内容,你还需要做什么准备吗?

梁永安:基本不用。主创团队会有编辑协助准备现场投屏所需的演示文稿,他们调动视听资料的速度很快。除了大家现在看到的已经制作完成的演讲视频,一般演讲结束后,他们的主要精力会用在后期文案的制作上。

上观:主办方会不会给你一些演讲方式上的支持或指导?

梁永安:没有,就是很本色地上台去讲。机位调好后,制作方会在舞台上做一个标志,提示讲者到时该站在什么地方。
现在一些剧院式演讲之所以受到年轻人的欢迎,我想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创作团队本身就非常年轻,于是,他们对问题的感知跟受众的年龄层之间是比较对应的。

就拿我准备的爱情选题来说,具体讨论哪些问题,编辑们也提了不少意见,便于我识别出哪些更容易引起听众的共鸣。大学课堂的讲述方式和内容很经院派,往往让人感到一种“精英立场”,高高在上。而这一类讲坛的话语方式和问题切入,跟年轻的听者“生活”在一个世界里,在很大程度上会给他们与讲者互相平视的感觉。

当然,这种“共振模式”要有营养,不能是那种消费型、娱乐型的共振。如果内容本身既有扎实的知识含量,能呼吸吐纳新的文化,又能发掘社会生活中鲜活的人和经验,让听众从讲述中看到生活中的自己,这对讲者和听者来说,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“可对话性”。

上观:是一种可以对话的平视。

梁永安:确实是这样。因为现在国人需要的已不单单是纯粹的知识,而是看到应该怎么去生活、怎样活得更有意义、怎样把自己的价值焕发出来。如果听者能经常听到这样一些故事,故事里的主体各有各的生活和追求,又都活得很饱满,他们一定能从中得到启发。

这种对话如果可以实现,是我们社会进步的一个体现,是这个社会出现新的生活样态和文化空间的体现。


与传统辩论的最大区别:
用个人讲述唤起他者的自我建设

 

上观:近来,因为一些语言类电视节目的走红,就一个社会话题进行辩论、强调思辨性的智力活动也再度火热了起来。你所说的这种“对话”,和我们熟悉的辩论又有怎样的不同?

梁永安:辩论非常需要技巧,讲究“辩术”。由于很多辩论的题目都是随机抽签,正方反方都无法决定自己的立场,抽到什么算什么,然后发挥出自己全部的雄辩能力,争取压倒对方。这使得辩者所传递和表达的,不一定是自己本来的立场。因为不是讲自己真正的想法,是一种虚拟的表达,就难以带来真正意义上的观点和价值交锋。

而演讲不同,它比较注重讲者本身的思想和观念,是讲者用自己的见识、观点、人生体验来唤起听众的共鸣。从这个角度来说,我觉得我们这个时代更需要的是演讲,而不是辩论。

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些剧院式演讲中,有大量关于生活经验的分享,这正好是一个转型社会所需要的,特别是20岁到35岁左右的年轻人所需要的。他们正处于生活的探索期和选择期,处于最具有活力和可塑性的年龄。如果能在这个时段看见更多生活的可能性,一定能得到很多启发。

人总是带着重重疑虑和纠结在茫然和摸索中成长。如果能看到别人也有这些问题,但他们能够走出来,进而做出自己的选择,就能努力地也让自己的想法落地,真正活出属于自己的价值来。这属于自我建设的一部分。

所以,你去看,现在那些比较受欢迎的剧院式演讲,通常不会选一个企业家来讲自己是怎么成功、怎么发财的,也没有什么比较娱乐化的内容。娱乐也许能让人得到一时的消遣和放松,却给不了个体关键性的精神推动,长此以往,只会使人在生活里“失重”,无法大步前行。

张静:也出于和梁老师差不多的原因,我会很愿意把类似的剧院式演讲推荐给我的学生。

我的学生差不多都在18岁到25岁这个年龄段,正在探索世界的兴头上。如果他们能有机会看到世界的多样性、观点的多元性,会是一种很好的学习。由于现代学科体系的细分和专门化,大部分人的知识面是比较窄的,摄取知识也基本上带着某种功利化的惯性,如果能多接触一些平时接触不到的观点、见解,你的世界就会被打开。


爱听演讲背后的文化潜力:
让更多创意和能人被发现

 

上观:以上海为例,如今很多公共文化演讲活动人气都很旺,听众年龄跨度也相当大。有观点认为,这说明这个城市里热爱学习的人很多。两位怎么看这一现象?

梁永安:总体来说,现在社会的圈层化趋势比以往明显多了。大家对知识、文化的关注逐渐分类到了非常具体的领域。比如,有的人就对文学很感兴趣,有的就是对绘画很感兴趣。随后,他们会因为经历不同、教育背景不同、生活方式不同,与自己的“同好”走到一起。人以群分嘛,现在他们可能就通过文化讲座这种活动形式聚到了一起。

但我个人感觉,目前这些活动尚处于起步阶段。比如说,大部分听众除了聆听之外,最多就是在互动环节提一些问题,他们自身的生产性并没有被激发出来。

上观:如何理解你所说的“生产性”?

梁永安:“生产性”是指,每一位听者本身也可以有所呈现、有所创造。因为他们本身也会有一些比较特别的经历,可以用自己的积累与他人展开交流。比如,在一场围绕电影相关主题展开的讲演中,听的人除了安静地坐在那里听,他们自己也可以讲些什么、做一点分享。如果把有些听众或者说“专业爱好者”所积累的资源聚集起来,他们所能形成的内容很可能比舞台上的讲者还要厉害。

这种展开文化活动的思路在文创能力非常强的国家已经较为普遍,我们或许也可以做点尝试。例如,上海书城空间非常大,是极具人气的公共文化地标,但现在也经受着网购的巨大冲击。能不能换一个思路,发挥实体书店人群聚集的优势,创造读者与读者、作者与读者、出版社编辑与读者的交流空间?

比如,根据书店的图书分区,开设一些主题性的互动场地,邀请一些图书的作者、编辑讲一讲写作和出版的过程,听众也可以延伸谈一些自己的经历和观点,提一些建议。这种一来一往的交流,会诞生很多创意。在一些出版业非常发达的国家,资深编辑甚至已借助这样的场合发掘出别具一格的新作者,书店本身则进阶为“创意和能人的孵化器”。

在当下,如果我们的各种文化空间能有更多类似的探索或尝试,我认为有很大的创新意义。

张静:说到如今爱听演讲的人多了起来,我还关注到另一个现象———我的学生们很喜欢像《奇葩说》这样的新型综艺节目。

从文化建设的角度,我认为《奇葩说》在两个面向上有所贡献。一方面,它把一些生活中非常具体的问题(比如年轻人买房,男方要不要把女方的名字写到房产证上)放到“台面”上来深挖讨论,很接地气。另一方面,它鼓励人表达自己。无论你是谁、你的身份是什么,只要言之成理,你就可以和嘉宾一起坐而论道、直抒胸臆。而在说的过程中,你就是你,你可以成为你自己的样子,不需要去成为别人眼中的你。这种表达具有很大的包容度,是我们以往的文化空间中比较少有的。

回到我们今天讨论的剧院式演讲,相对于《奇葩说》,它们在内容和讲者的选择上,身份“门槛”会高一些,知识含量也更高,但它们之所以会比过往的那些知识型演讲更受欢迎,可能在于它们更鼓励个人化的表达和直抒胸臆,更鼓励讲者表现出自我最有特质的一面。

这样的创作形式及其营造出的场景、氛围能受到欢迎,在某种程度上会形成一种“鼓励表达”的文化,对于我们原有那种比较注重“内省”的文化会是一个不错的激发和补充。